同清朝的其他成功商人一样，扬州盐商也热衷于捐官。据统计，从顺治元年至嘉庆七年（1644-1802）先后有180个盐商家庭成员通过捐纳得官。⑽但这只是他们获取社会地位的一种捷径而已，盐商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改变自己商人的属性，真正进入到统治阶层。因此，他们普遍致力于培养自己的子弟业儒仕进，通过科举的途径得到功名，反映出浓厚的崇儒情节。虽然现在无法确切地统计出有多少扬州盐商家庭成员成为士大夫进而进入统治阶级，然而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呈现出当时他们社会流动的一般趋势：平均盐商家庭经过两代或三代之后，即非原先同样的社会身份，多数盐商家庭达到小康时，年轻的成员就被鼓励从事学业，最终目的便是从政。值得注目的是，人数约三百或更少的盐商家庭，在顺治三年至嘉庆七年（1646-1802）间，造就了139个进士和208个举人。这些进入统治阶层的盐商子弟，便成为了扬州盐商在政坛的一支重要嫡系力量，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大清盐商》正在热播 扬州盐商的由来 为什么扬州盐业发达？
古人评价杭、苏、扬三座繁华城市时曾说：“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圆亭胜。三者鼎盛，不可轩轾。”（《扬州画舫录》卷六）“虽有人作，宛如天工”的扬州园林多数是盐商营造的。马秋玉在扬州东关街建造了一处专门招待文化人的“街南书屋”，实际上是一处有十二个景点的园林式住宅。书屋园内有一不加雕琢而具备透、绝、瘦三字之奇的太湖石，故取名为小玲珑山馆。园内景色幽深，藏书百橱。当世名家厉鄂、全祖望、杭世骏皆在此读书、校书、著书过。全祖望在这里完成了《困学纪闻三笺》，厉鄂在这里完成了《宋诗记事》。此外，盐商建造的园林还有鲍志道的“西园曲水”、乔国桢的“东园”、郑侠如的“休圆”和陈静斋的“梅庄”以及黄应泰的“个圆”。它们或居山临水、宏阔显敞，或轻盈多姿、空灵玉立，或板桥竹影、清丽常春。在这些园林泉石、修竹茂林间，盐商们常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果盒、茶食盒各一。邀请诗人画家作诗作画，诗成即发刻，几天后诗书出版发行于市肆中。正如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说：“扬州诗文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篠园及郑氏休园为最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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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扬州盐商，相对于同时代的晋商而言，风流儒雅，品位自高。他们钟情于在平常生活的寻觅闲逸情趣，洗涤荡尽了他们身上的市侩习气。而晋商却被讥笑为“高低镶鞋踩烂泥，羊头袍子脚跟齐，冲人一阵葱椒气，不待闻声识老西”。仅从晋商的住宅就可看出，它与盐商园林式住宅有着不同的风格与气质。“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复盛公是赫赫有名的大晋商乔贵发，其乔家大院曾是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拍摄场景。大院整体呈双“喜”字型。共有6个大院，12个小院，313间，院内触目皆是“招财进宝”、“麒麟送子”、“天官赐福”之类的砖雕或木刻。尽显奢侈考究，但缺乏园林的那种雅味。而且处处体现了夸耀、傲慢、趋利而为的粗陋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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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盐商最大的贡献就是修建和资助书院。乾隆初，汪应庚捐资五万金重修扬州府学，马氏出重金修著名的梅花书院。当时广储门外的梅花书院、三元坊的安定书院、府东的资政书院、府西的维扬书院和仪征的乐仪书院均靠盐商财力支撑。学院教授的聘金是非常高的，地位也很高。大多都是进士出身，或是名望很高的文人。这也是初入扬州无奈卖画的郑板桥所羡慕的职业，只是当时的郑板桥毫无名望罢了。书院的繁荣，文人的荟萃，开清朝一代风气的学术、诗文名家皆来过扬州，浓厚的学术氛围逐渐形成了秩然可观的“扬州学派”。已故当代学者张舜徽评价说：“清代学术，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这不能不说与扬州盐商雄厚的财力和招揽天下文人墨客的儒雅有关。而晋商则很少有雅兴与文人交往，更不愿将自己辛苦赚来的钱投资在毫无利润可捞的教育事业上。他们有种特别“土”的理财方法，就是将大部分赚来的钱币窖藏起来，以备不测。这也许是以前晋商窖藏粮食的遗风所濡。“以末起家，以本守之”是山西商人恪守的信条。他们宁愿将钱币藏在窖里，既不愿也懒得在赚钱存钱之外花费更大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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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销差价获巨利
清代有三大商人集团，山西的票商、广东的进出口商，还有扬州盐商，其中利润最高、实力最为雄厚的还是扬州盐商。但盐的价格却很低廉，盐商又是怎么从价格低廉的食盐中赚得利润呢？这就需要先了解一下当时盐业的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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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朝开始，政府就采取了盐的专卖制度，也就是说，商人们要想从事盐的买卖，必须得到政府的特别许可，历代王朝都从这项盐业专卖制度中获取了巨额的税收。到了清代,这种制度依旧被延续下来，扬州盐商们要获得政府的特别许可而从事盐业的经营，就必须获得食盐专卖的凭证---“盐引”。
“盐引”俗称“窝子”，是清代食盐专卖的凭证。盐商们获得盐引之后，必须到指定的地区去贩卖食盐，两淮盐区包括6个省，它们是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
离扬州不远的仪征是清代两淮盐业的运输集散地，当时这里集中了无数的运输食盐的大小船只，每年4月，两淮盐业的主管官员都要率领各大盐商到这里集中，举行开江大典。从这天起，两淮盐商的盐船便开往湖南、湖北、江西等政府指定的销售地点。
食盐在运销的过程中，必须统一使用官方发放的口袋，每袋称为一引，引是一个计量单位，但时代不同，引和斤的换算比例也有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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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淮地区是当时中国食盐消费量最大的地区，以乾隆朝为例，两淮地区每年核定的食盐运销总量为180万引。以一引364斤计算，180万引就是6500多万斤盐。盐商们在两淮盐场的收购价格为一斤5文钱左右，而销售到消费者手中的价格为每斤二三十文钱，毛利达到约500%。而扬州盐商正是从这悬殊极大的购销差价中获得了惊人的财富。
据统计，除去政府税收、运输、销售的成本，扬州盐商每年实际获利达到750万两白银，而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仅为4500万两，也就是说,扬州盐商的收入相当于清政府收入的六分之一。扬州盐商的运作资本更是达到7500万两，而当时掌管中央政府财政大权户部的库存银两也就是七八千万两白银。盐商获得了巨额利润的同时，清政府也获得了大量的税收。
官商协调靠总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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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业生意未必一本万利，盐商们如果经营不善也会破产，甚至会遭遇灾难。为避免破产的盐商影响政府税收，清政府设立了总商制度。
总商是介于官商之间的人，是盐商和政府之间的协调者。一方面他有政府专员的身份，有管理其他盐商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也是盐商们的代表，代表盐商的利益。在总商制度下，如果有盐商拖欠税收的，就由总商带领其他盐商共同陪补，有了总商，政府的税收也就有了保证。此外，如果政府需要盐商们额外掏腰包的时候，也先通知总商，让总商向下摊派。
汪应庚是个富甲一方的总商，同时他也是扬州盐商中捐助社会公益事业最慷慨的人，这让他在崇尚奢靡生活的扬州盐商中显得卓尔不群。乾隆年间，扬州发生旱灾、水灾，汪应庚拿出十几万两白银救助灾民，被他救助过的灾民数量达960万人。除了救助灾民，汪应庚还热心于教育事业。
汪应庚对于扬州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不少帮助，捐出五万多两银子来修州学。另外，他买了1000多亩土地，作为教育基金，府学经费不够的时候拿来调剂。
汪应庚还多次捐赠棉衣给育婴堂，同时他还出钱帮助提高育婴堂员工的薪水。汪应庚还在当地大明寺的东面，扬州蜀冈之上种植了大量松树，名为“万松岭”，他也被人们称为“万松居士”。据嘉庆《扬州府志》记载，汪应庚死的时候,无数扬州居民为他送葬，哭声震天，扬州人还在平山堂为他塑像，和欧阳修一样，年年拜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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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隋唐以来，东南有三大政，曰漕政、盐政、河政，扬州及其周围的两淮地区，处于这三大要政的冲要之地，遂成为东南一大都会。扬州北临淮河、南拒长江，处于长江与南北大运河的交汇点。“以地利言之，则襟带淮泗，锁钥吴越，自荆襄而东下，屹为巨镇，漕艘贡篚，岁至京师必于此焉是达。盐业之利，邦赋攸赖。若其人文之盛，尤史不绝书。”扬州成为全国著名的交通、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之一。交通的发达，以盐业为中心的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南北文化在此交汇，促进了扬州的文化发展。扬州是历史文化名城，素有“人文荟萃”之称。“怀才抱艺者莫不寓居于此，四方贤士大夫无不至此。”正是历史的真实写照。这种格局的形成,除交通条件、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外，与经济条件，特别是明清时期两淮盐商对文化事业的支持，有着极大的关系。
盐商虽然有着足够的财力用于自身的享受和经营，但很难说每个都有足够的实力来保证自己的社会身份、个人地位与家族声誉受到社会的尊重，因而盐商为了确保个人成功感的满足及自身的社会声誉，常常采用兴办学校、结交文人、招致名士、收买字画、收藏名物、扶助贫士、刊刻贮藏图书等种种文化活动来达到此目的。这些文化活动从主观上是为了满足自己对社会地位的心理追求或个人的学术爱好，但客观上推动了扬州文化事业的一度繁荣。应该说明清时期，扬州城市文化走向又一个颠峰确实是与此时的盐商厚实的财力有着极大的关系。日本史学家寺田隆信在其《山西商人研究》一书中说:“正是由于山西商人和新安商人在财力上的支持，扬州才在文化上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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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商对文化教育事业非常重视,而且相当舍得投入。很多盐商家中都有私塾。专门聘请一些学者来家中坐馆教书。这种私塾是专门用来教育自己子女的学校。为了更好地教育自己的孩子。他们也常常请比较有名的教师来上课。当然所花费用也就多了。
